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。父母亲生有4个子女，但唯一的一个女儿在4岁时因出天花而夭折，便剩下我们兄弟3人。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，生怕我们走错了路。母亲是地道的家庭妇女，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。从我们小时候起，父母亲就教育我们珍惜粮食，勤劳俭朴，敬老尊贤，好学上进，与人为善。可以说，是父母亲铺就了我们的人生道路。

      记得小时候，每当吃饭时，父母亲总要求我们不掉饭，将碗里的饭吃干净，一粒都不能剩。反复给我们讲一粒粮食一滴汗，浪费粮食可耻的道理。在生活上，父亲非常疼爱我们，但对我们又非常"苛刻"。我离开老家进城读高中时，父亲都没给我买床新席子，而让我带上家里的一床破旧草席，穿着母亲给我做的土布鞋和粗布衣服，并叮嘱我进城后，不要看到人家穿塑料凉鞋、跑鞋也就不想穿土布鞋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参加大串连上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至今保存着，竟穿着一身明显短了一截的粗布衣服和一双雨鞋，现在看起来都会情不自禁地发笑。父亲历来抽烟，但从不抽超出一块钱一包的烟，就抽七八毛、八九毛一包的。我们探望父亲时，有时带上条把精白沙之类的香烟给他，他却要拿到商店去换成几块钱一条的"909"，顶多留下一二包招待贵客用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干脆也不再给他买烟了，就掏点现钞给他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父亲这种"吝啬"、"小气"，其实都是在刻薄自己，也是在为我们树立榜样。对他人、对晚辈，他可大方得很！

      父亲乐善好施，对贫穷人家极富同情心。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老家生产队的乡亲们生活极其贫困。尽管我们家当时也有六七口人，全靠父亲三四十元月薪维持生活，但父亲每月总还要抠出几块钱去接济比我们更艰难的乡亲们。家乡有位复员军人家底薄，又连遭不幸：妻子患病住院治疗欠债万余元且已丧失劳动能力；房屋被暴风雨摧毁；几头即将出栏的生猪得瘟疫死去。父亲把他的遭遇当作自己的困难，除多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数千元救助他家以外，还为他四处奔波找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和物资支持。在父亲的努力下，终于使这名复员军人渡过了难关、走出了困境。

      有件小事给我印象特深：1972年，我在结束连续两年时间的三线建设后，千里迢迢回到家里，本来休息几天应在常理之中，而父亲竟叫我第二天即到生产队出工，不让我休息一天。当时我虽照父亲的旨意做了，但内心很不高兴、很不乐意，觉得父亲这样要求我未必太不尽人情了，太过分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父亲用心良苦，一是让我牢固树立"劳动光荣"的思想；二是让我跟乡亲们打成一片，不染清高思想；三是为我日后前程作铺垫，因为这就是"表现"呀！后来，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，在生产大队给我的推荐材料中，真写上了这一细节。

      父亲的与人为善在家乡一带传为美谈，对待同事、乡亲邻里、亲戚朋友，从来都是宽宏大度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，即便是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，过后仍与他们友好相处。他认为，那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，并非人家存心整你。父亲尽管对我们子女要求非常严格，但其实也是严格而不严厉，多以言传身教方式影响我们，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、受到教育。他教育子女总是循循善诱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从未对我们兄弟动过拳脚，甚至没对我们进行过严厉的批评。

      解放前，父亲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。解放后一直在文教战线工作：在老家一带当过教师，任过学区支部书记，任过区文教组长，在县教育局供过职。父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，家里墙壁上挂满了他的奖状，摆满了他获得的各种奖品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也总少不了他，他还是县人大代表，离休后还一直担任村老年协会会长，这些都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终结。

      父亲对我们的教诲和他的优秀品质定格了我们的思想观念、工作风格、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方式，使我们兄弟受益终生！然而，这种良好的家风又是父亲之上好几辈沿袭和传承下来的。我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！（文/文新华）